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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代中国新科幻的四个纪元

2020-01-18 16:11:47  阅读:4448+ 作者:责任编辑NO。邓安翔0215

《小灵通周游未来》封面。

科幻作家郑文光与叶永烈(右)。

依据刘慈欣同名小说改编的电影《漂泊地球》(2019)剧照。

《科学文艺》与《科幻国际》封面。

《三体》

作者:刘慈欣

版别:重庆出书社 2016年7月

《赤色海洋》

作者:韩松

版别:汉唐阳光|江苏凤凰文艺出书社 2018年10月

飞船正绕着一个看不见的东西张狂旋转。

黑洞,那里连光都无法逃脱。远方一颗蓝巨星的外表物质向黑洞倾注,构成火热的等离子流漩涡。飞船在漩涡里越陷越深,越转越快。就在行将坠入深渊的一刻,飞船忽然加快,垂直地冲出漩涡,就像被雨伞甩出的水滴!

这是诺兰的电影《星际穿越》吗?不,这出自我国地理学家郑文光先生写于1978年的科幻小说《飞向人马座》。

三名我国少年观赏的飞船,因北方敌国损坏,提早起飞,冲出太阳系向银河之心飞去。少年们运用地理常识,终究使用黑洞的引力弹弓加快,重回祖国怀有。这部满载科学常识的“硬科幻”,为我国文学拓荒出了时空,如奇点爆破。

这一年,全国科学大会举行,常识分子被认可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。科学家们卸下枷锁,成为“进军现代化”的主力。科幻作家们也相继宣布雪藏多年的书稿,追回旷费的韶光。叶永烈的少儿科普读物《小灵通周游未来》首印160万册,高度自动化的“未来市”众所周知;童恩正的惊险派科幻《珊瑚岛上的死光》完结,行将改编为众所周知的电影。新我国科幻的第2次热潮来临了。

谁也没想到,仅仅五年后,在“科学的春天”里,科幻却遭受“倒春寒”。尔后十年,我国科幻的飞船再也没有飞越火星轨迹。

坍缩纪元

逃出科学伊甸园

在经由科技现代化“重返伊甸园”的美丽愿景下,科学家们登上神坛,指点江山。科幻作家由科研工作者兼职,担任遍及科学常识。作家自己归科研单位领导,各地科普发明协会附归于科技协会(而非作家协会),科幻刊物由各地科协和科技出书社兴办。科幻作家只能做科学神殿里的低微女仆。她们传递(源于苏联的)“科学文艺”火把,专职向人们解说科学“神谕”的意义。

此刻的科幻还只能是科普,甚至是少儿科普。科学家是这时科幻著作里肯定的主角。他们都浸透谋事在人的科技乐观主义,为谋福全人类而绞尽脑汁,一边策划上天入地,一边向少男少女娓娓道来:你们遇到的奥秘现象,仅仅这巨大工程的表象,未来就看你们的了。脑洞不求惊讶,在于切实可行;情节不求跌宕,有必要寓教于乐;幻想若脱离实际和理论,当即会被科学界斥为伪科学;解说不行浅显,立刻有文学界批为没价值。

改动科幻的东西特点,挣脱科学乐观主义/唯科学主义的枷锁,是这一纪元里科幻作家的任务。而他们每一步都踟蹰犹疑。

虽然信息堵塞,其时我国科幻空前绝后、独具一格:孤帆横渡大西洋,只为验证印第安人曾抵达欧洲的幻想(《美洲来的哥伦布》);从南极拖运冰山,用以缓解非洲干旱(《豪举》),或许制冷来消除飓风(《XT计划》);是烟囱废气像吐烟圈一般升到高空,防止空气污染(《吐烟圈的女性》);用腐蚀性麻风病细胞和肿瘤细胞进行整容(《甜甜的睡莲》);用生物电操控球拍,让瘫痪队员赢得乒乓球大赛(《凄惨剧之花》)……

当威尔斯、阿瑟·克拉克、阿西莫夫著作翻译出书,星际飞行、无性繁殖、仿生机器人等概念为科幻作家熟知。而干流媒体痛批全球热映的《星球大战》毫无科学依据,充溢封建思想。我国科幻作家既不能体现欧美国家的科技优势,也不能杰出科技革新对品德和社会秩序的冲击,科学家只能“迷误”和困惑。顶级科技成果和构思虽然是进口货,但科幻作家坚持重新处理这些科幻元素——取其设定,“去其糟粕”,反其道而用之。

郑文光的《和平洋人》幻想我国宇航员在彗星上发现来自地球的穴居人,命名其为“和平洋人”,并骄傲声称西方的“大西洋人”纯属传说,而“和平洋人”名副其实;叶永烈的《自作自受》为美国科幻《In His Image - The Cloning of a Man》的续写,让克隆人承继自私的基因,杀死富豪“父亲”,夺其遗产;王桂海《无根果》叙述仿生人双胞胎因分别被正邪两边培育而人生殊途,表达人的价值“在于给国际留下什么”,而不在于其“身世”和家庭成分。宋宜昌的《祸匣翻开之后》初次展示人类与南极复苏的外星人的全景式战役,有威尔斯《国际之战》与《星球大战》的格式,但战役不是先进国家主导,而是亚非拉美各国英豪们前仆后继,甚至得到正义的星际英豪的驰援。

阿西莫夫“机器人三规则”也引发热议,其间最风趣的是魏雅华的《温顺之乡的梦》。他幻想计划生育年代,无生育权的男性能够选择一位机器人妻子,她们窈窕温顺,唯命是从。小说被批为“误解三规则”、色情低俗。或许由于主人公指令妻子饭后舔盘子,以及忽闪着幽怨的大眼睛学猫叫。

1980年,当科普界争辩科幻“姓科姓文”之际,科学家郑文光态度明显地提出,科幻文学是文学,能用超前的视点折射实际,也应去反映“治疗旧伤口、建造新日子的奋斗”。他再开六合,测验社会派科幻,叶永烈、童恩正、金涛等也纷繁参加。科幻转向重视常识分子命运和科研背面的献身。

外星文明,再次成为我国科幻的乌托邦。他们信任那里安静吉祥,兴旺的文明必定高度仁慈,全国际有遍及的品德规范,而外星人处处留给人类启示。在郑文光享誉国际的《地球的镜像》中,我国总算登上文明外星球,而外星人避而不见,放映给他们我国前史上战祸、残杀的全息录像。当宇航员看到哥哥死于“武斗”的一幕,瘫倒在地……

可是,科幻作家越是想脱节东西特点和科学乐观主义,与科学科普界的论争就越剧烈,总算演变为“姓社姓资”的大批评。“整理精神污染”运动瞄准科幻,科学高塔发射出的“死光”,指向每个置疑和目的逃离科学“乐土”的人。首战之地的郑文光因激动而突发中风,叶永烈就此搁笔,萧建亨、童恩正星散海外。全国百余家科幻报刊停刊,国际坍缩了。仅成都《科学文艺》获准自负盈亏,脱离体系,逃出母国际。

多年后,叶永烈仍心有余悸:想用个巨大玻璃碗罩住上海,让冬夜不再冰冷。可这玻璃质料何来?为何超出国家产能?夏天怎样掀开?“别,别这么幻想了……”(《五更寒梦》)

新星纪元

赛博人类的兴起

上世纪80年代末的一个夏夜,出差北京的青年刘慈欣被一个噩梦吵醒:无尽的雪原上刮着暴风。天上的不知是太阳仍是星星,宣布刺目的蓝光。一支由孩子组成的方阵,端着有寒光四射刺刀的步枪,唱着不知名的歌规整跋涉着……

这噩梦催生了长篇科幻《超新星纪元》——全部成年人由于“死星”迸发而不久于人世,留给茫然无助的孩子们一个空荡荡的国际。

新老世代交替和抵触是90年代初的主题,也是其时我国科幻的描写。长生的老者悲叹世风日下,苍茫的青年驾驭“钢铁飞蝗”横行无忌,明星偶像被选来领导社会,往日鬼魂在数字网络里徜徉(刘慈欣,《我国2185》);“全部巩固的都云消雾散了”,关于年青一代,父辈为之奋斗终生的庞大抱负变得永不行解,一如遍及国际、坚不行摧的巨大石碑,也能够一会儿消失无踪(韩松,《国际石碑》)。

脱离体系的《科学文艺》已更名《科幻国际》,在群众读者支持下开展壮大,每年举行银河奖征文,成为新科幻作家的摇篮。

我国科幻复兴的标志,也是一个多重意义上的“父子交代”的故事。工程师王晋康给10岁儿子讲故事,讲的是,老一辈天然人怎样扔掉执着,将国际交给脑后植入芯片的“新智人”。从此人的位置由其植入智能决议,就连热情都通过精细核算。“就像咱们的祖先从树上下来之后就失去了尾巴……咱们将沿着造物主划定之路,不行逆转地行进,不管是走向天堂仍是阴间。”(王晋康,《亚当回归》)

在新星纪元,科技(现代化)不再是福音,它冲击和推翻既有品德和社会秩序,乃是一种必定。其间的失控状况和个别选择,是最诱人的科幻主题。科学家人物不光不再是先知,并且屡次沦为试图用黑科技操控国际的大反派。而主人公常是身负异禀、误闯科学边境的布衣英豪。

科幻作家也不再是科学家,而是科幻迷。他们多是工程师和理工科学生,他们习惯用键盘写作,是我国第一代网民,年纪轻轻就阅历了由农业社会到信息社会的剧变。可是即便在北京,具有这些素质的科幻迷仍寥若晨星。他们曾在手抄本和自办刊物上互传信号,也曾千里赴会,抱团取暖,一整天只聊科幻。

互联网,这源于美军的技能甫一接入我国高校,年青人们便自我赛博格化,预备在常识经济中占据主动。星河的《决战在网络》(1996)第一次出现着赛博格化日子,年青人网上逛街,网上爱情,网上化作病毒代码跟情敌决战,将认识一分为三捉对厮杀。

在外国著作和好莱坞大片的启发下,我国科幻拓荒了新边境——时刻游览、平行国际和赛博空间。安稳时空破碎,曩昔与未来、虚幻与实在开端交错。在故事里,你虽然穿越六层叠加的国际,去追寻凶恶科学家(何夕,《六道众生》),也或许凄惨地重复过同一天,既死且活着(柳文扬,《一日囚》);你能够开车兜着风,便无意间卷进部落民炸毁网络帝国的计划(宋宜昌、刘继安,《网络帝国》)……这些著作诞生时,还没上映《蝴蝶效应》《黑客帝国》和《盗梦空间》。新星纪元科幻写遍了全部对信息社会的期望和惊骇,20年后著作也仍无法逾越。

但沉溺网络也会形成“痴呆症”,在白叟看来似被“电老虎”操控了心智。或许,父与子、天然人与赛博人终将宽和,一起抵挡暴虐的网络病毒。怎样抵挡?两代科幻作家宋宜昌和刘慈欣给出的计划十分共同——弄断网线。

狂飙纪元

长征星海与冷漠平衡

世贸中心双子塔烧成两团火球,轰然坍毁,全美国堕入割裂……这是韩松写于1999年的《2066之西行漫记》的开场一幕。人们说他预言了9·11,而他只说创意源安闲美国感受到的族群敌对气氛。媒体说这是“我国世纪来了”。而韩松要问的是,假如美国溃散、我国兴起,国际究竟会好成什么样?

刘慈欣正屡次露出他的军迷特质,他现已让“中美交兵”三次了。一次他把国际交给孩子,成果中美孩子在南极演习中动了核弹!(《超新星纪元》)一次分明是讲微观的量子叠加态,却开展为我国研宣布克服美国的大杀器。(《球状闪电》)还有一次,主人公开着空间站撞进太阳,只为给我军发明三天的电磁静默。(《全频带堵塞搅扰》)更不必提,他那些将第三国际国家用十分规战术抗击霸权主义的著作了。(《混沌蝴蝶》《魔鬼积木》《荣耀与愿望》)

大国兴起是年代出题。而刘慈欣热心的雄伟工程,最能表达兴起的巨大与艰苦。气化煤设备焚烧的烈火(《地火》)、贯穿地核的“地球大炮”、让乡村娃飞向太空的“我国太阳”、能仿照全国际的超级核算机(《镜子》),以及高耸入云、以蓝色喷焰给人类期望的行星发动机(《漂泊地球》)……大刘的重工业美学,其实填补了百年来缺失的、能标志我国的现代化意象。

但大刘是孤单的。科幻界众所周知,一项技能遍及之时,便是它退出科幻之时。由于人们不再别致,也不再惊骇。新世纪初,太空探究、数字网络体裁的科幻逐步稀疏。与科幻比较,奇幻体裁更受追捧:要上天,何不骑上扫把或狮鹫;外星人,哪有精怪妖狐诱人;回到曩昔,不如直接穿越吧。感觉科学原理绑缚了情节,又厌恶“软硬科幻之争”的作家,相继转写奇幻。我国科幻面临式微的危机。

这时,《三体》开端连载。后来的故事咱们都了解了。

《三体》三部曲的真实主角不是手握生杀大权的科学家精英们,而是整个人类种群,或整个“零品德国际”。这是关于人类社会秩序和品德在末日前怎样演化的思想试验,也是对一个遍及文明的国际模型的演算——那是他曾在电脑上推演过的模型。大刘的结论是,品德应随物质条件而演化,“生计是文明的第一需要”,而个别为种群/文明而献身却是品德的。藐小的地球文明为据守人之为人的底线,直到最终一刻,或许三部曲中最动听的华章。

《三体》故事是彻底我国化的,是现代我国的预言,也是担负“启蒙”任务的科幻小说的终章。科技落后的人类,便是现代我国的对应物。认识到“适者生计”的人类,有必要以巨大的人道价值,方能牵强救亡图存。但当艰苦奋斗的人类总算飞向国际时,面临的却是仍个拥挤不堪、以强凌弱的“漆黑森林”,有必要献身品德,即“人类性”。所以,刘慈欣的地缘政治考虑再次派上用场,把国际类比为暗斗国际。地球文明只有用相似“核绑缚”的震慑战略,完结软弱的平衡。

废土纪元

废物人会梦见红海洋?

站在“实际版《三体》红岸基地”——FAST望远镜下,比星空更震慑的是,那里曾是贫困村。

寻觅国际射线的灰色铝钛板,悬于木瓦房和庄稼田上空,张力十足,这就像我国各地的现象相同。贵州农人在工厂流水线制造出口纽约的玩具,高速列车在雾霾中络绎,光亮的“巨蛋”建在六百年的紫宫廷旁,佝偻的上班族用手机收看冰下捕鱼的直播……这是正在飞速变幻的我国,传统与科技感层层叠加后的怪异光景,有人称之为“中托邦”(Sino-topia)。

荒诞感在韩松的《地铁》《高铁》等书中演化为惊悚。列车分明撞毁成了一片废墟,却仍然在行进!生还的乘客永久找不到列车长,也到不了车头;长时间关闭行进首要改动性观念,然后人长出了尾巴、鳞片或鳃,最终连时空规则也改动了。主人公发现,高铁已自成一个国际。以“鬼怪实际”出现片面开展中人的异化,是韩松不变的主题。他说“把实际写下来便是科幻”,为此他连续写过“国际便是一块再生砖”、“国际便是一台安检仪”、“国际便是一所医院”。而现在他慨叹“科幻写不过实际”。

在新的科幻纪元,“谋福全人类”的科技不会有了,或许从未有过。在新技能试验期,广阔布衣或许静静成为试验品,其间间或诞生一两个超级英豪;而在技能成熟期,出资开发技能的精英阶级天然先享其成,用以加固他们的精英位置。人工智能、大数据/云核算、基因修饰、脑机接口,难保不是这种技能。

郝景芳在科幻著作中传达对阶级固化忧虑,赢得国际科幻迷的重视。韩松的小品文《十环,或二零三八年,北京四十二分钟》,则点出未来操控咱们正常的日子的商业寡头,正是今天风头正盛的科创企业:某电商包办物质交流,某网游公司操控青少年,手机厂商出性格机器人,隐私数据彻底同享……这哪里是未来北京城,俨然是当下都市人的焦虑散布地图。

陈楸帆取材自家园的《荒潮》,则提醒这些科创企业的产业链,早已形成“人类”的非人化:在电子废物岛鳞次栉比的工棚,成百上千外地劳工徒手拆解电子废料,听凭重金属酸雾、烧焦电路板的黑烟,被海风拌匀后,感染全身,钻入鼻孔。他们献身健康和生命,赚取果腹之物,建筑起新富们的奢侈富贵,却被弃之为“废物人”。可是,他们回绝跨国公司的环保项目,怕机器抢走自己的饭碗!

今天我国科幻已包括从黄金年代、新浪潮、赛博朋克、科幻实际主义到惊讶冒险、架空前史、日系新鲜等国际科幻全部风格,鲜有人提起“姓科姓文之争”“硬软科幻之别”,更遑论百年前的启蒙重担。

最近四十年里,我国科幻的素材库从几条正义、几本译本,扩展到影视音游全媒体,我国的科技同步于国际前沿,科技革新的新技能不断嵌入实际,科幻作家的幻想力却未见得拓宽。

国际科幻一直是我国科幻大树的源头活水。八十年代第2次科幻热潮的中兴代作家们,竭力扬弃国际科幻设定,使其为我国化的主题服务;九十年代至今的第三次热潮中,仿照和学习外国科幻风格和主题,频频拼贴、问候国外经典桥段,甚至部分设定和情节的照搬,都层出不穷。刘慈欣也常说他“全部的著作都是对克拉克的低劣仿照”。但新生代作家中,王晋康的黄土地情结、何夕的古典浪漫笔调、刘慈欣的苏式重工业回忆、韩松的汉字意象迷宫,都令科幻幻想依托于民族性。而在全球化年代,文学的民族性本就变得可疑。更新代作家笔下,我国与国际并无差异,国际科幻的任何风格都是能够轻松仿照的。

与刘慈欣寻求科幻作为“思想试验”不同,一批新作家称自己的门户为“科幻实际主义”,反映实际,介入实际。令人忧虑的是,这类发明简单落入圈套,扔掉科学幻想,仅仅是把日常业务换些夸大的名词,到达别致感。更何况,咱们都记住,八十年代转向反映实际的郑文光、叶永烈,曾遇到了怎样的风险。

放眼国际,科幻文学早已堕入阻滞和式微。科幻历来昌盛于开展一日千里的大国。假如要问“我国经历”能否给国际带来期望,那么首要该问的是,我国人对未来的幻想力——我国科幻,能否拓荒一个新的幻想国际。

或许有朝一日,对技能的幻想成为咱们的日常日子和思想习惯。那时科幻与世长辞,它的启蒙任务总算完结,而幻想的趣味不朽。

□邱实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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