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揭秘:北宋清官包拯一生为何鲜有朋友?

2018-03-21 23:26:09  阅读:1793+ 来源:本站原创 作者:郭静纯

  包拯(999-1062),字希仁,汉族,北宋庐州(今合肥)人,天圣进士。累迁监察御史,建议练兵选将、充实边备。奉使契丹还,历任三司户部判官,京东、陕西、河北路转运使。入朝担任三司户部副使,请求朝廷准许解盐通商买卖。改知谏院,多次论劾权幸大臣。授龙图阁直学士、河北都转运使,移知瀛、扬诸州,再召入朝,历权知开封府、权御史中丞、三司使等职。嘉佑六年(1061),任枢密副使。后卒于位,谥号“孝肃”。他是古往今来知名度最高的官员,是黎民百姓呼唤清官与盼望治世的精神寄托,他是集中体现秉公执法、一身正气的精神力量……他被后人演义成无所不能的超人,直至今日,他依然是民间最具号召力的代表公平与正义之化身,他的影响力遍及海内外华人世界。

  富贵公子辞官回乡10年“尽孝”

  大宋王朝的第40个年头,安徽合肥一家包姓名门望族诞生了一个胖小子,这个全家盼星星盼月亮才盼来的一脉单传,就是后来历史上大名鼎鼎的包青天。包拯既不是什么怪胎,也没有所谓的兄嫂,更不存在任何坎坷身世。作为富贵逼人的独生子,父母宠爱备至,他的童年幸福像花儿一样。封建地主家庭子女要想显达于世,不外乎走上科举之路。包拯自幼接受良好的儒家教育,作为当时的一名有志青年,他的追求显然也在求取功名上。29岁那年,他中了进士甲科,被任命为大理评事、建昌县知县,按照如今说法,等于是江西永修县的“一把手”。

  然而,恋家的包拯舍不得离开父母,便奏请皇帝把他派在父母身边上班,于是把他改任为和州监税,等于在合肥邻近的和州市政府管钱粮税收。回家报喜,结果爸妈既不愿意离开合肥的家业去适应新的生活,又舍不得宝贝儿子独立门户。包拯看二老年事已高,自己又是根独苗,索性把官给辞了,安心在家陪父母。包拯甘当“宅男”,这一当就是10年有余,二老离世后,他守孝3年。守孝结束,他仍然没有工作的打算,不愿离开父母的灵地,又在家里呆了两年。就在这一年,名臣范仲淹入主开封府,他的《岳阳楼记》名贯天下,而此时,34岁的包拯还是个连官门都没进的“待业老青年”,当时的他也许未曾想到,自己的命运也将从开封府走进历史的深处……

  两年后,在乡亲邻居苦口婆心地劝说鼓励下,包拯才决定离开家乡,正式踏上仕途之路,他真正意义上的第一份差事是当时的安徽天长县“一把手”。包拯十几年呆在家里“虚度青春”,这在现代人眼中简直匪夷所思,而在当时却是寻常之事。宋朝对孝道非常重视,上升到个人品德及社会名声的高度,如果谁因贪恋官位而置双亲于不顾,要被世人唾弃。按照宋朝礼律,父母去世其子必须守丧3年,无论你官居何位,必须离职守孝,否则就是“夺情”,即大逆不道之人。所以,包拯的青年时代为了孝顺父母在家里度过,并未有任何惊世骇俗之处,符合当时儒家的社会伦理道德观。

  官场新秀“老愤青”打破潜规则

  如今记载反映包拯初进官场的事迹已不可考,只有他任天长县知县时断过的一起“牛舌案”尚留史书。有贼把别人牛舌割了,主人告状,包拯叫他回去把牛杀了。不久又有人来告状,说牛主人私杀耕牛,这在宋朝是违法的,包拯断喝道:“何为割牛舌而又告之?!”此贼被识破,惊服!一件小案子,从中看出包拯断案的机智果断,也许他“善断狱讼”之名就是从这时流传开来。

  至今几乎所有的包公戏都与他善断奇案、沉冤昭雪有关,而事实上,历史并没有记载包拯断案的事迹,他的政绩也非在断案上。

  三年后,42岁的包拯被提拔为大理寺丞、知端州(相当于今天的广东肇庆市)“一把手”。端州特产端砚是宋朝士大夫最珍爱时髦的雅器,当地每年向朝廷进贡。凡在这里做“一把手”的官员,都在“贡砚”规定的数量外加征几十倍的数额以贿赂朝廷权贵,所谓“打点”中央的关系,此举加重了老百姓的负担。个性官员包拯一上任就高调破除这则运行多年的潜规则,下令只能按规定数量生产端砚,州县官员一律不准私自加码,违者重罚。并且表态,自己作为“一把手”,决不要一块端砚。此举在当地掀起轩然大波。3年后,包拯任期满,被调至中央任职,果然“岁满不持一砚归”。《包公掷砚》的故事就是以这个蓝本创作的。

  不久,45岁的包拯因“端砚事件”被皇帝赏识,被任命为监察御史,负责监察百官,“大事则奏劾,小事则举正” 。虽然这个官职没有多少实权,但从此他可以直接参与朝政,对于刚直又不懂人情世故的包拯来说,无疑找到了自己的发声平台。在官场崭露头角,包拯确实发出了不少声音,对国家的内政外交上提出过许多批评意见,比如要求从重处罚贩卖私盐者,反对朝廷以进贡求和西夏,主张强国策略等等。其间,他还代表大宋出使契丹,并与对方使馆“二把手”舌战并成功赢回大宋面子。

  这其中,他弹劾陈州京西路转运司,揭露其歪曲中央政策“折变”盘剥灾民的罪行的事迹,被石玉昆的《三侠五义》再创作为家喻户晓的包公戏《陈州放粮》,民间渲染加工成开封府尹、钦差大臣“包青天”奉命查赈,剧中涉及国舅们害民肥私、包公查案遭人陷害、各路百姓掩护包公、包公怒铡皇亲国戚、成功放粮赈灾等等,演义了一个青天大老爷为民除害、不畏强权且惊心动魄、扣人心弦的故事。事实上,作为官场新秀,当时包拯只是上了一个并不为人的批评性的奏章,是否被批准史料也无下文。此时,离他入主开封府尚有12年。

  弹劾“国丈”猛男口水喷皇帝

  包拯进入中央,正赶上范仲淹掀起“庆历新政”。范仲淹的吏治改革集中在改变官员冗滥作风,斥退冗员、举贤用能方面,自然要触及一些既得利益者,朝廷陷入“党争”,守旧派与革新派闹得不可开交。按理说包拯该站在守旧派阵营,因为把他从地方推荐到中央任职的是守旧派大臣王拱臣,但他却并不急于表态,也不参与其中纷争。同时,守旧派也没把这个无名小卒看上眼,更没指望他能在打击改革派上有所作为。然而,包拯却突然上了一个抨击范仲淹新政关于人事制度改革的奏折,对其派出的监督地方官员的按察使权力过大提出置疑,此奏一出立即炸开了锅,两派就新政是否加重官员腐败争论不休。保守派士气大振,为加入包拯这个生力军惊喜。

  不久,变法失败新政被废,正当保守派长吁一口气时,不料包拯突然上奏,建议皇帝保留范仲淹考试选拔人才等新政。这可把保守派给打懵了,这个出其不意的老小子啥意思?其实,这正是包拯峭直的禀性,他不与人苟合,不伪辞色悦人,一生不结派系也不卷入党争,甚至没有一个走得近的朋友,以至于“故人、亲党皆绝之”。

  此后,包拯渐入佳境,走上了北宋仁宗时期的政治舞台。他的特色之一就是一生都在弹劾别人。据统计,在他弹劾下被降职、罢官、法办的重要大臣不下30人,有时为了一个人、一个案件往往反复上奏,火力之猛,大有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气势,并且被他弹劾的都是当朝权贵。他7次弹劾酷吏王逵,顶住各方面的压力,最终把这个宠臣拉下马;他弹劾仁宗最亲信的太监阎士良“监守自盗”;他4次弹劾皇亲郭承佑,让仁宗几乎下不了台;他弹劾宰相宋痒,其人文采风流道德高尚,实无过错,包拯却弹劾他身为重臣却毫无建树,如同当今提的“庸官”、“不在状态”等概念。

  包拯越弹越牛,甚至六次弹“国丈”,硬生生把仁宗宠妃的堂伯父张尧佐给弹下马来。仁宗专宠张贵妃,让她平庸的伯父坐“直升飞机”一年之内晋升4次,身兼财政部长、组织部长等4大要职。此举引起群臣争议,包拯首先冒出来弹劾,随后一些谏官也争相抨击。不料张尧佐的职位不降反升,这说明皇帝在力挺他。包拯见形势不对,3天之内又弹劾,甚至大呼“国丈”是“盛世垃圾,白昼魔鬼”,见没动静,包拯再弹,而仁宗也怄气了,一意孤行要把“国丈”提拔为“宣徽使”。激进者要求廷辩,要和皇帝面对面理论。在争执到达最高潮时,包拯一激动,站在仁宗面前义愤填膺滔滔不绝,唾沫星子溅了仁宗一脸,皇帝尴尬至极又窝火,拂袖而去。回宫后张贵妃问消息,仁宗冲她发了一通脾气:“包拯向前说话,直吐我面,汝只管要宣徽使!宣徽使!汝岂不知包拯御使乎!”

  就这样,仁宗总算答应了后妃之家不得任两府的建议,又批评了谏官们在殿上喧哗失礼,生怕再出现过激行为,并规定以后奏对必须先申请。而张尧佐自感犯了众怒,以退为进,主动辞去了一些职务。事实上,皇帝只是缓兵之计,仅过了几个月又把这些要职委给“国丈”了。其实,君臣各退一步也就算了,包拯却非要让皇帝下不了台,继续弹劾,一弹再弹,最终把仁宗给弄烦了,不再动张尧佐的职务。后来张贵妃又香消玉殒,这场由包拯掀起的君臣拉锯战总算平息了。

  包拯这股子牛劲让权幸大臣,甚至仁宗本人都有点畏惧三分,当时在官场流行一句时髦语“包弹”,为官清廉正派,就叫“没包弹”;贪官污吏就叫“有包弹”。

  包拯一生弹人,他自己有没有被弹过?当然也有。包拯刚弹掉张方平、宋祁两任三司使,结果自己又取而代之,这是朝风大忌,欧阳修就批评包拯“蹊田夺牛”,但他同时也为包拯开脱,说他“素少学问”,即太不懂人情世故。包拯不得不回家避风头,不过没过多久,老包又象没事儿人一样回来继续履职。

  坐镇开封两年一生善始善终

  在入主开封府之前,包拯因对官场失望导致情绪低落,而“七求外任、出京四年”。包拯曾于公元1056年来金陵担任过4个月的江宁府尹,接着奉调入京任开封府尹。1056年,58岁的老包终于成为开封府尹。按理说,包拯后世之名应是从开封府名扬天下的,事实上,他只在这个职位上坐了一年有余。既没有张龙、赵虎、王朝、马汉,也没有公孙先生、南侠展昭,更没有狗头铡虎头铡龙头铡,那些出神入化的情节都是出自清代石玉昆的《三侠五义》。

  不过,以包拯的个性,不在开封府干出点名堂不会善罢干休。他一上任就改革诉讼制度,裁撤了门牌司,在当时,平民告状都得先通过门牌司才能上交案件,时常被小吏讹诈。几个月后,惠民河涨水,淹了南半城。包拯一调查,原来屡疏不通的原因是达官贵人在河两岸占地修豪宅,还堵水筑起了“水上公园”。包拯立即下令将这些花园水榭全部“毁去”以泄水势,“人患”一治,水患自然解除。老包这一举动可谓石破惊天,威名大震,京师老百姓都盛传“关节不到,有阎罗包老”。

  当然,在这不长的时间里,包拯肯定也查办过一些案子,也许其中不乏为民平冤的,也采取过一些措施维护首都治安,一度赢得美名。他处理案件公道正派,执法严峻,对各种阶层一视同仁也是不争的历史事实,他不苟言笑、过于严肃,得来了“包大人笑比黄河清”的民间评价——要看包公笑,比黄河水变清还难啊!

  然而,包拯主要政绩并不在开封府任期,更不在英明断案上,他是一个实干家。不到两年,61岁的他就被任命为三司使,负责全国经济工作,他展现出了经济改革的天赋,比如改“科率”为“和市”,即朝廷按照公平价格购买农民要缴的上供物资;免除部分地区“折变”,即废除农民将粮食变成现钱纳税的规定等措施。开展经济工作卓有成效,两年后,包拯被提拔为枢密副使,相当于主管军事的副国防部长,至此,包拯才算正式进入了中央执政官的行列,属于最高军事长官之一。然而, 63岁的包拯已经是风烛残年。宋仁宗时代相对和平,所以这个职务也许是皇帝对老包忠心耿耿一生的一种荣誉的回报。又一年后,包拯病逝,首都开封的老百姓莫不悲痛,皇帝亲自到包家吊唁,并宣布停朝一天以示哀悼。当宋仁宗看到包家如此俭朴,又听闻他“居家俭约,衣服器用饮食如初宦时”,不禁感慨!欧阳修曾说,包拯一辈子“少有孝行,闻于乡里;晚有直节,着在朝廷”,这个评价是准确的。他纯朴平实、刚直不阿、疾恶如仇、爱民如子,同时他不苟言笑、太过较真、不会处世、人缘不好。然而,他却成为了中国历史上无人企及的崇高与正义的化身,一个至忠至正、至刚至纯的清官标志与忠臣样本,一个被历朝官方推向神坛,又被历代老百姓奉为神明的“包青天”。

  读包拯事,总有几个疑惑:一是他为什么鲜有朋友;二是他弹劾张方平的上疏为什么没有流传下来;三是他为什么不笑。史书里记他平生不写私人信件,没什么朋友,与亲戚也不往来。他流传下来的文字,只有早年的一首短诗和晚年的一篇家训,其余全是奏议。

  包公的人格很了不起,是刚严的典范,政治上所有言行皆出公心,私德也修饬得一无破绽,里里外外立于不败之地。但从常识可知,人是不可能这样完美的。欧阳修疏论包拯之接受三司使的任命中说道:“心中藏于中,而人所不见;迹者示于外,而天下共瞻。”他是说人心隔肚皮,评价一个人,可信赖的还是他的作为。不过,如果得不到情感的线索,一个人的作为,或为迷雾所隐,或为光芒所掩,也会含糊起来。

  欧阳修的批评,源于包拯连劾张方平与宋祁。包拯抨击宋祁的理由,是他知成都时多游宴,蜀人不满他的奢侈。比起哥哥宋庠(此前也曾被包拯弹劾过),宋祁确实生活铺张,但当时文官游宴成风,若以此为罪,朝廷要空去一大半了。何况宋祁在蜀每晚宴罢,还燃烛展纸,干起正事,远近的人看见灯光,都知道这是宋先生在修《唐书》。他死后,成都数千人哭于祠,似乎名声也不很坏。

  另一位被包拯攻击的是张方平。此人天性豪迈,颇有才干,见识在当时别具一格,只是一生未得伸展。当时京城某人拍卖家产,时任三司使的张方平购得一处房屋。包拯立加弹劾,说他“无廉耻,不可居大位”。张方平确实不谨慎,但似乎尚不足以立“无耻”之论。据司马光后来说,包疏检举张方平的不端事迹,还有不少条状。但这么一篇重要的上疏,在世传的包公奏议中,竟不见踪影。清朝有人猜测,此是包公子孙不愿意以示后人而削去,毫无根据。但不得见此奏原文,总有些遗憾。

  碰巧的是,张方平和宋家兄弟那时都与吕夷简不和,而包拯受过吕夷简的提拔。要是能从中寻出一丝足迹,倒不觉得包公形象会受多大损害,相反,倒还觉得亲切些。人都有个三亲六故吧。但没有,无论前后,包拯的议论没有半分私情的把柄,无不堂堂正正。

  包公的心事不为人知,是否应归罪于文献失传呢?宋人话痨最多,记述成风,可惜在如海的文集中,有关包拯的记录少之又少。王安石和包拯一同受过欧阳修的荐举,还曾是上下级,多少总有过从,但整部《临川集》,竟无一字提及包拯。别人那里也大抵如此。幸好有位吴奎,和包拯亲密,给他撰过墓志铭;另一位张田,自称门下,给奏议结集。若无这两人,包公的形象,便只剩元杂剧中的了。我猜测当时多数人的心理或许是这样:对包拯,说他不好,实在说不出;说他好,又不情愿。人至清则无徒,此之谓也。

  最奇异的是包拯不笑。当时流传的一句话:“包公笑,黄河清。”包公一笑,比黄河变清还难得。史籍未曾记载包拯有过类似面部神经麻痹之类的疾病,我们也无由推断他是个内心麻痹的人。但不管为什么,一个不会笑的人,无论多么多么值得敬佩,也很少有人会喜欢。

  包拯不畏权贵,不徇私情,清正廉洁,其事迹被后人改编为小说、戏剧,令其清官包公形象及包青天的故事家喻户晓。包公的形象历千年而不衰,这是中国特有的文化现象,它从深层次上说明中国老百姓根深蒂固的“皇权”观念与“清官”情意结。

  包拯的故事,无数次被改编成小说、戏剧、影视作品,包公断案的英明和他的清官形象历经万世都传唱不衰,这与中国老百姓对清廉社会的向往不无关系,百姓们爱清官,而包拯是这个词汇的代表。他的存在本身就代表着“清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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