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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琅琊榜》冤案平反太容易? 历史平反很困难

2018-03-07 00:51:53  阅读:1224+ 来源:本站原创 作者:桂纶镁
热播剧《琅琊榜》中,赤焰军统帅林燮被诬与祁王萧景禹谋反,以至被冤杀。林燮之子林殊化名梅长苏,周旋于朝中各大势力之间,终于辅佐靖王登基,平反了当年这桩冤案。这时距冤案发生,仅仅过去了13年。这虽然是一部架空历史剧,但其人物、事件却非完全无迹可寻。

  中国历史上,政治冤案数不胜数。杨师群主编的《三千年冤狱》,仅收录其中著名者,即有100余起。张海鹏主编的《冤臣传》统计,从先秦的龙逢、比干,到晚清的“戊戌六君子”,被冤杀的名臣有84人。这两本书中所列的被冤杀者,有一部分获得了平反,有名的如岳飞、于谦、袁崇焕、多尔衮等。揆诸史料,不难发现,这些获得平反的冤案,几乎全部需要满足两大基本条件,也可以说是两大基本规律。

  条件一:冤案的制造者已从权力台面消失。绝大多数情况下,一个皇帝制造的冤案,冤杀的大臣,都要等到新皇帝即位后,才有可能昭雪。而新皇帝出于笼络前朝旧臣、巩固权力,以及表示对先皇的孝道,所做的平反工作通常也是有限度的。因此,如《琅琊榜》中,靖王还未登基,就为赤焰军全面翻案,并惩处所有涉案者的事,并不会真的发生。

  历史上,宋高宗在位末期,完颜亮发动侵宋战争,大臣中有人上书为岳飞鸣冤,但高宗不为所动。孝宗即位后,“追复岳飞元官,以礼改葬,访求其后,特与录用”,并对岳飞之子岳霖说:“卿家冤枉,朕悉知之,天下共知其冤。”但在各类官方文件中,南宋朝廷依旧讳言岳飞案为冤狱。淳熙六年(1179年),孝宗即位后第17年,才为岳飞议谥。太常寺拟的谥号是“忠慜”,一方面肯定岳飞是大宋忠臣,一方面又表示了百姓对其蒙冤的悲伤。但孝宗看到后,认为若用这个谥号,就相当于批评太上皇“失政”,错杀忠臣,于是改谥岳飞为“武穆”。而陷害岳飞的元凶秦桧、张俊等也都未被追究责任,官爵、谥号如故。

  死后也葬在西湖边,同岳飞合称“岳于双少保”的于谦,在“土木堡之变”后,拥立郕王朱祁钰为帝,击败瓦剌大军,稳定了局势。英宗复辟后,于谦以意图谋反的罪名被杀。英宗之子宪宗即位后(1465年),追赠于谦“特进光禄大夫、柱国、太傅”下诏称,并称对于谦“在先帝已知其枉,而朕心实怜其忠”。但宪宗并没有给于谦赐谥。

  袁崇焕的问题更为复杂一点。依照钱海岳所著《南明史》,南明朝廷曾为袁崇焕平反。崇祯十七年(1644年),弘光帝登基后,“又复袁崇焕、赵光抃原官”;次年,“予袁崇焕、王在晋祭葬”。永历帝时,还谥袁崇焕为“襄愍”。但以上内容都不见于南明官方文件,可信度至今存有争议。真正为人所知的是乾隆四十七年(1782年),乾隆帝颁诏为袁崇焕平反,赞扬“袁崇焕督师蓟辽,虽与我朝为难,但尚能忠于所事,彼时主暗政混,不能罄其忱悯,以至身罹重辟,深可悯恻”。并在京都广渠门为之建立祠堂。从崇祯帝到乾隆帝,不仅皇帝不同,甚至已经改朝换代。乾隆为袁崇焕平反,肯定其为忠臣,既能激励群臣效忠清廷,又映衬出明朝皇帝的昏庸。

  在明朝还发生过一次较大规模的集体平反。因反对魏忠贤而被害的左光斗、杨继盛、杨涟等人,在崇祯帝即位后“拨乱反正”,都很快获得昭雪。由于冤案制造者不包括皇帝,所以平反起来也容易得多。

  新皇帝会不会平反冤案,还得取决于有没有强烈的现实利益的驱动

  条件二:光有“历史正义”不够,还需要有强烈的现实利益驱动。如果没有重要的现实原因,即使时间已过百年,制造冤案的当事人都已不在,当局一般也不会对对冤案的全面平反有多少兴趣。

  在岳飞一案上,岳氏子孙对宋孝宗的平反作为是不满的,一再称先祖“孤忠未尽明,遗谤未尽雪”。直至韩侂胄欲主持“开禧北伐”,有意借重对岳飞的平反,来为南宋的对外政策路线的大转折做政治动员,才建议宋宁宗在嘉泰四年(1204年),追封岳飞为“鄂王”;不久后,追夺秦桧爵位,将其谥号由“忠献”改为“谬丑”。开禧北伐失败后,秦桧爵位、谥号被恢复,但对岳飞的礼遇未变。宝庆元年(1225年),岳飞被冤杀后的第83年,宋理宗将其比作诸葛亮、郭子仪,赐谥“忠武”,从官方层面上认可了岳飞的忠臣身份。

  对于于谦,要到明孝宗弘治二年(1489年),“卫安宗社”的功绩才被明廷肯定,给予其“忠慜”的谥号。不过谥号最终颁布的时候,变成了“肃慜”,回避了“忠”字。又经过100年的时间,万历十八年(1590年),鉴于前谥饱受士林非议,不利于开展新时代的“忠君”宣传,朝廷才顺应浙江巡抚之请,将于谦改谥为“忠肃”,使之名实归一。

  历史上有一位同《琅琊榜》中祁王萧景禹命运差不多的皇子——汉武帝太子刘据。他们都是因为自身有贤名,且有一批拥护者,而被皇帝猜忌。刘据在征和二年(前91年)的“巫蛊之祸”中被冤杀,罪名是谋反。武帝晚年,为稳定政局以完成皇位的交接班,曾惩治了陷害太子的江充等人,并修建了“思子宫”,但没有进一步的平反举措。

  武帝死后,即位的昭帝,是随着太子刘据倒台,才获得帝位继承资格的,因此对巫蛊之祸“这起亟待平反的冤案漠然视之”。昭帝之后即位的宣帝,是刘据的孙子。为了提升自身的皇位合法性,宣帝开始为祖父平反。宣帝下诏,“故皇太子在湖,未有号谥,岁时祀,其议谥,置园邑。”最终,刘据获得“戾”的谥号,置奉邑200家;刘据同时遇害的儿子(宣帝生父) ,被谥“悼”,置奉邑300家。宣帝同时还借着为祖父昭雪,封赏了一大批恩人、外戚,构建起自己在朝廷中的“嫡系势力”,以对抗当时的权臣霍光。刘据从被杀到逐步被平反,前后历时40余年。

  综上,对于一桩钦定的帝制时代的政治冤案而言,冤案制造者已从权力台面消失,后世当权者有强烈的现实利益驱动,是其获得平反的两大最关键要素。至于《琅琊榜》里的平反故事,与历史相较,终不免显得太过轻易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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